独家专访·赵声良 丨 一带一路上的敦煌人

原标题：独家专访·赵声良 丨 一带一路上的敦煌人

开栏的话：12月10日，“觉色敦煌——敦煌石窟艺术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幕。此次艺术展由敦煌研究院和海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通过八个篇章，100余件展品和莫高窟第320窟的复制洞窟，全方位呈现敦煌石窟的千年营建历史、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汇的艺术结晶和敦煌文化的博大恢弘。

古代丝绸之路对敦煌奠定了基础，新时代应如何发扬丝绸之路的精神？新海南客户端文化频道“自贸文苑”栏目独家专访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细说“一带一路”上的敦煌人为了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与传承，穷其一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时至今日，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认为，人们对敦煌的利用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做艺术、设计、创意工作者，如果懂得敦煌艺术，就可以依托敦煌艺术的基座，吸纳敦煌艺术之美，从而创造出更丰富的新时代的文化艺术，但如今人们对敦煌的了解还是很少，而他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敦煌是一座宝库，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他的愿望与常书鸿先生一致。希望让所有的中国艺术家，都能到敦煌走走看看，体悟敦煌的神韵，学习传统文化，然后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新的艺术。

张骞出使西域

1000年后，敦煌会消失吗？

任何事物都不会永在。赵声良院长是唯物主义者，“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它不可能永远存在，它也会变化，也会消失，这终究是个过程。”他认为以目前的保护状态来看，在未来的1000年以内，如果没有破坏性的事件，敦煌石窟继续保存1000年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敦煌石窟在历史长河里饱经风霜，已经非常衰老和脆弱，即便目前有很好的保护措施，未来1000年之后的敦煌又会是怎样？谁都无法想象与确定。

敦煌人，敦煌心

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侵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这促使不少学者与艺术家们纷纷将目光投向西部的文化遗迹。敦煌采风第一人并不是张大千，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画家其实是李丁陇。实则3年后，1941年，张大千才带领他的弟子来到敦煌，临摹敦煌各个时期的笔画作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这个时段的地球上的另一坐标，法国，一位旅居的中国画家对敦煌的关注，改变了整个敦煌的历史，他就是后来成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的常书鸿。

赵声良院长提起这段历史，神色动容。常书鸿先生是学油画的，他之所以学油画，是对中国明清以来趋于形式化的写意艺术风格颇为失望，他希望用西方的绘画手法来改变当代中国的绘画艺术。常书鸿先生为了追寻他在绘画艺术上的发展，1927年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留学，之后因为成绩极其优异，进入巴黎高等美术院校继续深造。期间，常书鸿先生在法国绘画界已有不小名气，作品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这一时期的常书鸿，生活富足，家庭和睦稳定，但看似美好的这一切，被他在巴黎街头看到的《敦煌图录》改变了。此后，常书鸿先生到吉美博物馆看到了唐宋时期的绢画，想到中国有敦煌，心里十分震撼，便举家回国，奔向敦煌。沉迷于敦煌艺术的常书鸿，一生将他全部的生命献给了敦煌保护和研究事业。

都督夫人礼佛图

不仅吸引了常书鸿，敦煌色彩斑斓的壁画，彩塑，由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等组成的宏观的艺术世界，吸引着历代在敦煌研究的专家学者。第二任、第三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樊锦诗都是德高望重的研究专家。段文杰先生在临摹壁画下足了功夫，由于壁画年代久远、变色、脱落，十分残破，这给段文杰先生带来了全新的考验。赵声良院长回忆说，“段文杰先生的工作十分富有挑战性，因为与传统的国画方式不同，他没有先例可寻，完全要靠他自己摸索，寻找古代壁画创作的路径。”如北魏第254窟《尸毗王本生》，而对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的临摹，则是研究院为数不多的复原临摹的代表作；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与她的先生彭金章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无数人，他们相恋在未名，相爱在珞珈，相守在敦煌；樊锦诗提出的，从考古学的分析研究敦煌，将敦煌学拉开了全新的篇章；而彭金章老师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出版，敦煌莫高窟多年无人知晓的北区石窟的秘密，被揭露出来：当时僧侣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经济交流，语言方式等，这些研究发现都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反响。

无论是段文杰，还是樊锦诗，对赵声良的人生之路，都是颇为要紧的关键之人。

莫高窟-第329窟-主室-佛龛顶-夜半逾城&乘象入胎

他为他开启了欢迎之门

她，再次留住了他

据赵声良院长回忆，在大三时期，中国青年报有记者采访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院长，采访中提到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都年纪大了，段院长希望有年轻人来敦煌工作，特别欢迎大学生到敦煌来。还是学生的赵声良立即给段院长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就收到了段院长的回信，“毕业后欢迎你到敦煌来。”这句话打开了赵声良通往敦煌世界的大门。

大四毕业，赵声良没有犹豫，坐着火车去了甘肃，辗转到了敦煌。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十分辛苦，环境恶劣，初期没有像样的建筑供给研究所当研究基地，风沙很大，尘土漫天飞扬；入冬后又天寒地冻，无法取水，需靠融化冰块维持基本生活，且水的特殊物质，使得初来此地的人都会腹泻。“要喝了宕泉河的水，拉了肚子，才是莫高窟人。”一直以来有这样的说法。他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都住小平房，房顶漏风，用报纸糊住，时不时有老鼠半夜从屋顶窜进被窝，一溜烟再从脚那头钻出去；风沙很大，到处都是灰尘，索性不扫地了，平日洒水，防止尘土在屋子里飞扬，手艺好的同事则用土，夯起了沙发和床，这是敦煌的特色家具；更为不易的是用水，日常生活水是必不可少的，戈壁冬日，异常寒冷，用水，需要每日搬运冰块来化，生活是极其不便的。

榆林25乐舞图

“我每天都会在洞窟里转一转，看一看，越看越喜欢，生活的困难就不算什么了。”赵声良回忆道。对美术颇为热爱的赵声良，当时从事编辑工作，并没有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如意而改变初心，并且，在敦煌收获了爱情，与当时做英语翻译的讲解员结了婚。后来因为工作出色，单位扩大之后，他的太太调到外事处从事敦煌的对外交流的工作。与当时同事，大部分是两地分居的状态来看，赵声良觉得自己还蛮幸福，家人孩子都在身边。

2003年，赵声良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求学归来，一些高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进大学任教。面对优厚的待遇，赵声良未下决定，他准备去敦煌再看一看，再下决定。

念念不忘，必有回想。回到敦煌，面对壁画自问，“我是学美术史的，这里是最好的研究敦煌的场所，我到大学去研究什么呢？我去到大学就没有条件研究了，我去日本学的东西不就白学了。”他决定留下来，并与当时的樊锦诗院长深谈，进一步了解到樊锦诗关于未来对敦煌研究院建设的一些想法，并且这些想法对当时的赵声良很有启发，赵声良觉得这么好的领导，这么好的艺术圣地，便一心一意在此工作了。他，真的是哪儿也不去了。

九色鹿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敦煌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学。“保护是第一位的。在科学保护上下的功夫很大，我们讲保护第一，如果在文物方面都保护不好，那就没有办法很好地研究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目前看，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还是走在国内的前列的。我们专注于壁画的保护，古遗址的保护，进而延展到文物的数字化。”赵声良院长谈到，敦煌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是一个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一样，包括古代的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学、音乐、舞蹈等范畴。敦煌研究院的主要研究，面向古代艺术与历史的层面，做敦煌石窟的考古与历史相关的学术工作。在国内比如北京大学会在敦煌的历史研究方面较强一些，浙江大学则在古代语言学中的研究更有优势，与之相比，敦煌研究院是对敦煌石窟的艺术考古与本地历史文化的研究更有优势。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

谁都无法做到敦煌学研究大满贯，所以要团结国内外学者，一起来研究敦煌学。在上个世纪末，季羡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后人也应有这样的胸怀，要团结全世界的学术专家一起来做敦煌学的研究工作。

敦煌研究院践行季羡林先生的理念，“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研究院不断做国际学术交流，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把敦煌研究院打造成一个最活跃的国际学术的交流平台，建成一座学术高地，让世界研究敦煌的学者来敦煌交流、探讨与研究。为了促使敦煌学更好的发展，敦煌研究院采取一个开放性的措施，敦煌研究院提供相应的条件，欢迎国内外的学者到敦煌研究院做研究。

莫高窟-第156窟-主室-南壁-张仪潮出行图

一带一路上的敦煌

古代丝绸之路对敦煌奠定了基础，新时代如何发扬丝绸之路的精神？面对全球化，近些年，敦煌研究院不断派出一些专家学者考察一带一路，沿着中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印度这条线路考察，与其中一些国家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协议包括敦煌研究院帮助对方进行一些文物保护工作，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2019年，敦煌研究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两处文化遗产在同一个视觉空间之内为观众呈现。在莫高窟与吴高窟的研究与交流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命运共同体。在法国的吉美博物馆。

1908年，法国人从莫高窟拿走了很多古代绘画，法国人把莫高窟的这批古代绘画陈列于吉美博物馆；而吉美博物馆的一楼，则陈列着许多大型的从柬埔寨吴哥窟搬走的雕塑。两个艺术时空的对撞，我们两国曾经有共同的命运。上个世纪初，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中国也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就形成我们的命运共同体。纪录片播出后，敦煌研究院邀请了柬埔寨的文化部部长到敦煌观展，柬埔寨的文化部部长看这个片子十分高兴，提出要将影片翻译成柬埔寨语，到柬埔寨播放。

莫高窟第3窟北壁

敦煌石窟的保护与数字化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多年地对敦煌开展的保护、研究工作的同时，对起甲壁画修复、酥碱壁画修复、空鼓壁画修复，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壁画保护成套技术和标准；对保护研究和技术成果进行转换推广，近10年来，相关保护研究成果成功应用到全国重要古代壁画和遗址保护、考古现场遗址发掘、遗产土地预防性保护和文物数字化的120项勘察设计、60余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中，为这些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并且，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最早开展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进入预防性保护：游客流量监测、石窟环境监测、壁画病害监测、崖体稳定性监测、莫高窟自然环境监测等。

为了避免人为参观的破坏，在莫高窟对应开放展区，洞窟内做了半截人高的玻璃屏风，但仍然会有一些遭到人为的破坏。“玻璃屏风的高度是有限的，其中一些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也无法做到零破坏，我们游客对保护文物的意识还需要提高。”赵声良院长说，对外开放的，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石窟是对外关闭状态，“敦煌有大石窟，当然也有小石窟。小的石窟，小到何种程度呢？类似只有1平方米左右，空间十分局促，无法让游客进去参观；也有一部分，经过岁月的风霜，历史的洗礼，壁画彩塑都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没有参观的价值。”

莫高窟第254窟降魔变

实体的物质总会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十多年前，敦煌研究院建立了英文网站，把敦煌艺术向全球推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就有博士论文做敦煌研究，还有的人是从网上了解到敦煌石窟，再来到敦煌的。如今，敦煌艺术展览的形式多种多样，展览的成本降低了，比如将敦煌石窟数字化，再将这些数字化成果带出去做巡回展览，这类展览在美国、在法国、在意大利、在比利时都推出过，反响很不错。以数字化形式推出的敦煌展览，今后敦煌研究院还会不断推出。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

他对自己说

赵声良院长如今头发花白，在长达30多年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与探索中，写下了《敦煌石窟艺术简史》《敦煌艺术十讲》《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旧事》等重要著作，这为我们了解敦煌、认识敦煌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在辛勤研究的同时，他勤习书法，挥毫泼墨；用油画棒在画本上描绘，其画作以暖色调为主，敦煌戈壁的悠悠时光，在他眼中与和常书鸿一样，敦煌是明媚的、是动人的，是能传递出无限热力的。

赵声良《山林》 油画棒，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赵声良画作《夕阳》 油画棒，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不知不觉，赵声良院长从事敦煌保护与研究的工作已经30余年，回望那个年少的自己，一面觉得这路子是选对了，一面却认为，他对敦煌学下的功夫还不够，认为还应该研究得更深入更好一点。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被问道，如果要对未来20岁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赵声良院长深思了片刻，微笑着说：“希望20年之后，我能看到敦煌的艺术之花开遍全国各地，期待敦煌学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从小学生到普通人，敦煌无人不知。希望20年后，大家都能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敦煌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那样中国的文化就有希望了，我们的艺术就有希望了。”

（敦煌图片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总策划：韩潮光 罗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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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宫池

设计：谢是伟（宫池）